杜高回忆：我亲历的肃反运动

目 录

一．胡风事件给我带来灾难

二．隔离审查

三．所谓“小家族”集团

四．审讯：专案组的“谈话”

五．斗争会

六．我的“历史罪证”

七．徐光霄的批示和肃反结论

一、胡风事件给我带来灾难

我的档案材料是从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的。这个运动的前奏就是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和声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猛遭震荡的开端。也是这个运动，导致了我整个中青年时代灾难性的人生遭遇。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我翻阅当年这些保密材料时，不仅唤起了我沉痛的回忆，也向我揭开了许多当时的机密，使我了解了许多往事的真相。

1955年，我还是一个政治上很幼稚，一心沉醉于艺术之梦的天真青年。当一群我心目中敬重的革命文艺家一夜之间忽然都变成了凶恶的反革命，紧接着自己也变成了运动斗争对象时，我感到了巨大的惊恐和震动。虽然当时我并不能从理性上认识这一事件的严重性，更不可能懂得这对中国历史发展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但这个运动却使我这样一个青年的政治意识、政治情感和整个精神世界受到了深深的伤害。

档案中的第一份材料是剧本创作室的黄悌整理的。这不禁使我回忆起当年中国剧协剧本创作室的情况。

1951年，我和汪明合写的第一部反映抗美援朝的话剧《向三八线前进》，获得了东北军区文艺创作一等奖。1952年初夏，我和汪明从朝鲜前线回国以后，便调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和路翎在一起工作。路翎是一位很有成就的青年作家，我很尊敬他，我们同住一个小楼，朝夕相处，建立了很好的友谊。1953年秋，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以后，从青艺、戏剧学院、中央歌剧院等艺术团体抽调了二十余名创作人员，组成了剧本创作室，由文化部艺术局领导，以后又划归中国戏剧家协会。老剧作家陈白尘任主任，成员有安娥、贺敬之、赵寻、蓝光、贾克、乔羽、刘沧浪、鲁煤等。我和汪明、路翎都调到了这个创作室。

我那时才二十三四岁，是创作室里年纪最轻的一个。这个创作室应当说是人才济济，老中青结合，体现了那个时代艺术创作的蓬勃景象。田汉的夫人安娥是我们的前辈作家，她创作的《卖报歌》《渔光曲》等是中国新音乐的经典歌曲，我小时候就喜欢唱。贺敬之是从延安来的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他参与创作的歌剧《白毛女》刚刚获得斯大林文学奖。赵寻、蓝光夫妇抗战时期就在演剧二队从事戏剧工作，1939年曾在延安参加《黄河大合唱》的首次演出，进城后，创作了《思想问题》等话剧作品。贾克、赵寻等集体创作的话剧《民主青年进行曲》，在刚刚解放的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刘沧浪、鲁煤创作的《红旗歌》是解放后第一部表现工人阶级精神风貌的话剧作品，在全国各地上演后，受到文艺界的重视和广大观众的好评。歌曲《我的祖国》的词作者乔羽，当时作为一个年轻的歌剧作家，也在这个创作室工作。

胡风

胡风曾热情地称赞过这个创作室成员的许多作品。他从上海来北京出席第一次文代会时，和这批当时还很年轻的诗人、剧作家们有过充满友情的接触，他身上洋溢着批评家的魅力，深深吸引着大家。有一次，贺敬之、鲁煤、乔羽等创作室的年轻人在东安市场的“东来顺”招待胡风先生吃涮羊肉，大家举杯祝他健康，他却举起酒杯热情地说：“让我们为现实主义的胜利干杯！”胡风针对当时文艺创作上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鼓励作家忠实于现实生活，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生活。他举例说，托尔斯泰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巴尔扎克是个保皇党，但由于他们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生活的真实内容，便克服了自己思想的局限，都创作出不朽的杰作，这就是现实主义的胜利。他的这些观点对于渴望在创作上有所成就的青年作家们当然是很富吸引力和启发性的。

但是，胡风的文艺理论和当时代表党的权威领导者有着深刻的分歧，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几乎被一些理论家看成是一种“邪教”，胡风及其周围的人也被当做左翼文艺阵营中一个危险的派别。

1954年，周扬代表中央在文艺界内部召开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对胡风进行“批评帮助”。胡风坚持自己的文艺观点，于是对他的批评发展为对一种“主观唯心主义”文艺理论的公开批判。这时，毛泽东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示，文艺界闻风而动，很快就从质问《文艺报》编者为何压制“两个小人物”，发展为对胡适思想的一次总清算。这两场大批判震动了整个中国知识界，每一个欢欣鼓舞地走进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到这时都不得不认真地思考着自己该如何脱胎换骨了。

路翎

1954年这一年，是路翎写作最勤奋、最富有成果的一年，也是他发表作品最多，而遭受批评最凶猛暴烈的一年。他被当做胡风理论的体现者，“要批透胡风的理论就要解剖路翎的作品”。我看到，这一年中路翎的神情经常是紧张而痛苦的，他的一双大眼睛常常流露出不安和惊恐。他不停地吸烟，平日极少说话，整天关在自己的小屋子里。有一天深夜，他来敲我的门，邀我一同到东单的馄饨摊上吃夜宵，切一碟腊肠，要一盘豆腐干，喝一大瓶“二锅头”。这时候他就用无奈的语气痛苦地笑着说：“你看到×××的批评文章了吗？还有××的那篇……”他垂下头，一口吞下一杯酒，说，“这样的批评只能扼杀文学的生命……真没有办法，……喝吧，我们不去管它……”我内心充满了对他的同情。我觉得我是理解他的，我当时真不懂，为什么一些文艺工作的领导人如此憎恶这样一个难得的优秀作家呢？后来我才知道，这年冬天，他埋头写了一篇答辩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

1954年12月8日早晨，创作室副主任李之华叫我和他一起到青艺剧场三楼小舞厅出席文联和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这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在前几次会议上，胡风作了长篇发言，路翎也针对批评作了答辩。

冯雪峰

没有想到，剧场楼顶的小舞厅里，这一天竟聚集了中国文艺界的名人巨头，我参加的是一个后来载入中国文艺史册的会议。走进会场时，冯雪峰先生已经孤零零地坐在长条桌边了。他旁边的座位空着，我有礼貌地走近他，叫了一声：“雪峰同志，您好！”他睁开眼向我点了点头，我便坐在了他的身旁。雪峰先生是我最尊敬的前辈之一，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49年上海一个酷热的夏夜。上海解放初期我在华东团委《新少年报》工作，经常给唐弢先生主编的《文汇报·磁力》副刊写稿。七八月间的一个下午，我给唐先生送稿子，他看完后说这篇稿子最好在雪峰主编的《文学界》副刊上发表。他留我吃晚饭，然后一起去见雪峰先生。我们坐了一辆三轮车到虹口的一个弄堂里，在一幢小楼的凉台上，雪峰先生和魏金枝先生正在喝茶谈天。雪峰先生和我谈了一些文艺现状，指点我针对现实情况写文章。我那年十九岁，雪峰先生对待青年亲切谦和，没有一点大作家的架子，使我觉得他身上闪现着鲁迅先生的影子。

这一天，雪峰的情绪显得很沉重，袁水拍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质问文艺报编者》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谁都看得出，这绝非袁水拍的个人行为，而是大有来头的。雪峰先生一直闭目而坐，我注意到，除了丁玲走进会场时他俩打了个招呼外，他同谁都没有点头。即使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一群人从他身旁走过时，他也没有睁开眼。后来阿英先生进来，坐在条桌的对面，正对着他。我便顺手端起桌上的茶壶，给这两位前辈倒茶，没想到雪峰先生竟客气地站起身来向我致谢，使我大受感动。

这一天我没有看见胡风。会议先是继续发言批评《文艺报》，李之华发言，对《文艺报·内部通讯》未经组织核实就发表了一封批评我的来信提出意见。接着是郭沫若讲话，他按照中央的部署提出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和与胡风的分歧。最后周扬作了长篇讲话，他扬起手，用湖南话庄严地高声呼喊：“我们必须战斗！”他以一个斗士的姿态宣布：与胡适学术思想、与胡风文艺理论的分歧，已经变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阶级斗争！

散会以后，路翎脸色苍白，几个小时以前他还很有信心地告诉我，他的答辩文章《文艺报》已经同意发表。没有料到，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他那篇自认为逻辑严谨论证有力的答辩，不过是向即将开展的更大规模的批判运动送上了又一份“反面教材”。

从这天以后，路翎就不见了。大约一个月以后，我到文化部送交代材料，恰遇路翎被几个人押送着走出文化部大门。匆匆相遇，我清楚地看见他的前额垂下了一缕白发。那年他三十二岁。

从1955年春季开始，批判胡风的主观唯心主义成为文艺界政治学习的中心。形势越来越紧迫，创作室每周召开两次学习会，人人都联系自己批判胡风。就连那些曾经和胡风碰过杯的年轻作家们也无不痛心疾首，痛悔自己受了胡风蒙蔽。我和汪明的处境很尴尬，谁都知道我们和路翎关系密切。我几次发言批判自己的作品，挖掘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胡风思想的影响。但不幸的是，我检查得越认真思想就越混乱，情绪越紧张惶恐表达得就越语无伦次，越讲越讲不清，问题也就越复杂越严重。大家纷纷指责我遮遮掩掩、认识肤浅、态度不端正，认为我思想上割不断和胡风的联系，不能过关。

杜高（1955年）

现在从档案里发现，我在1953年写的一个剧本手稿《祝福人们》和我在1954年《长江文艺》第7期发表的一篇文章《单纯和美及其他），都被当做我宣扬胡风文艺思想的罪证，编号存入了档案。

《祝福人们》写的是一个工厂幼儿园的故事。工人在生产中发生工伤事故，他们的孩子便成了孤儿。我写了这些孩子的不幸，想表达应当珍爱工人的生命，人和人应当互相关爱的主题。这个剧本写得很幼稚，它受到的批评却很严厉——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抽象的人类之爱，和胡风反动思想一脉相通！

《单纯和美及其他》是我读了苏联作家戈尔巴托夫的剧本《上一代》引发的一点议论。文章一开头就说：“它的力量全在于真诚。而真诚便是最大的美。生活原来就是这样朴素地、自然地表示着自己的美的，而艺术越能接近生活，就只会越单纯，越平易，越使人亲近，越使人觉得它美好。”文章还提到：“戈尔巴托夫的剧本提醒我们，应该多从生活的平常现象里去认识它的意义，应该多从人民的纯朴的爱情里去感受诗情的理想和美。我们的很多作品常常是由于太明显地看出了作者的‘宏大志愿’而感觉不亲切。这宏大的志愿是生怕把我们的时代和人民写得不伟大，便故意去制造‘伟大’事件的纠葛，给人物插上‘英雄’的标记，宁肯抛却单纯和美。”这些议论都被当做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当做是对胡风反动理论的传播。据说这篇小文章在三十多年后的1982年，被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美学向导》选用，列入《我国当代美学论文要目（1949～1981）。而在我的档案中，它却是我的一项反革命罪证，编号“物证019号”。

我记得当时对胡风理论的分析批判主要有这样几个内容：如胡风说“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诗”，批判说这实质上就是阻挠作家参加革命，阻挠作家到工农兵的火热斗争中去；胡风提出可以表现“精神奴役的创伤”，批判说这是否定中国劳动人民的革命性，是对革命人民的极大诬蔑；胡风提倡“主观战斗精神”，批判说这是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扩张，是与革命的集体主义精神相对抗的极端个人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而胡风极力主张的现实主义，批判说这是为着反对马列主义世界观，似乎作家只要忠实于生活，没有马列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也能写出好作品等等。

现在大家都会看清这完全是强词夺理、上纲上线，但我当时为着表现自己已和胡风文艺思想划清界线，便按照这个思路写了一篇批评路翎的剧本《英雄母亲》的文章，《剧本》月刊安排在当年6月号发表。

不料，文章排印过程中形势突变。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一批材料，同时公布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报上的大字通栏标题是：“提高警惕，揭露胡风”。文艺思想的争论已上升为政治斗争，而我的批评文章还停留在文艺思想的讨论上，这又成了活靶子。《剧本》月刊接着就发表了对我的文章的批判文章，指责我有意模糊人们对胡风集团的认识，是在“掩护胡风集团退却”。

5月25日是一个难忘记的日子。这是胡风集团第二批材料公布的第二天。我又接到通知出席文联和作协主席团的扩大会议，地点在东总布胡同贡院西街出版总署的大礼堂。这次会议规模很大，整个礼堂坐得满满的。首先由文联主席郭沫若讲话，他的语气极为严厉，把胡风说成是隐藏在内部进行破坏活动的敌人，声言对这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镇压，而且比解放初期镇压反革命要更严厉。然后他宣读了开除胡风作家协会会籍和撤销他一切职务的决议。全场近千人，鼓掌通过。

接着，一个个发言者上台，慷慨激昂地声讨胡风。当李希凡上台时，周扬特别高兴地向大家介绍：他就是毛泽东表扬的那个敢于在《红楼梦》研究中批判大人物俞平伯的“小人物”，是“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

吕荧

忽然，一个身材瘦弱的书生主动上台要求发言，谁也没想到，他居然不识时务地为胡风辩护，结结巴巴地说：“胡风不是反革命……他是学术思想问题……”这就是《欧根·奥涅金》的译者、美学家吕荧先生，也是那位“小人物”在山东大学的文学老师。吕荧的话还没说完，全场就爆发出一片愤怒的吼声，那真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我看到吕荧不屈地站在讲台上，满脸淌着汗。我定定地看着，直到他被高声呼喊着口号的大理论家张光年愤怒地揪下台去。

最后，周扬讲话。他讲了很多，我至今没有看到这次讲话的记录材料，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这样一些话：“不久前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了两个作家的会籍，一个是苏尔洛夫（剧本《曙光照耀着莫斯科》的作者），还有一个是酗酒成性、道德败坏的诗人维尔塔。现在我们也开除了两个作家的会籍，一个是胡风，一个是道德败坏的孔厥（《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之一）”，“苏联揭露了一个暗藏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医生反革命集团，现在我们也揭露出了一个暗藏在文艺队伍里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他还特意极为自豪地告诉大家：“毛主席对我讲，我们编的这个胡风集团的材料和写的按语，应当送到苏联去得斯大林文学奖。”这些话给我的印象是，苏联是中国的榜样，苏联怎么做，中国也怎么做。

这次会议以后，肃反运动开始了。几天后创作室派人来强迫我搬家，由青艺宿舍搬到北新桥大二条49号院里一间约八平米的小屋。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路翎的隔离室，几天前他刚从这里被公安部逮捕。我搬来后就失去了自由，隔离反省，由一个共青团员小李监视我。我的朋友汪明、田庄、蔡亮、陶冶等相继被隔离审查，“小家族”成为文艺界肃反运动的一个重要案件。

1950年12月，我和汪明一同过鸭绿江到朝鲜前线，所属单位是沈阳东北军区后勤政治部文工团。我从1951年初起在《文艺报》发表文章多篇，有《渡清川江》《完整的人》《和英雄们相处时想到的》《为战斗者才能为诗人》等。不想1953年我回到北京后，《文艺报》编辑部收到了一封以“后政文工团”名义写的信，揭露我在朝鲜的种种恶劣表现，如在前方怕死保命，躲在山洞里写剧本；不遵守部队纪律，和文工团一个女同志谈恋爱；到后勤医院慰问伤员时，用毛巾捂着鼻子……写信的人叫丁帆，他当时是文工团的教导员。不管他写这样一封信出自怎样的动机，对一个正在成长中的青年作者，确是很凶狠的一击。由于这封信盖的是文工团的公章，《文艺报》编辑部格外重视，就在其《内部通讯》上登了出来。而按照当时的惯例，既然是以组织名义写的信，内容又不属于一般的文艺批评，而是涉及一个人的表现，编辑部理应首先同我所属单位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征求意见后再决定是否发表。这件事剧本创作室领导对《文艺报》很不满意，才由副主任李之华向他们提出意见。

这封信也涉及到汪明，他很愤慨，给当时担任后勤政治部宣传部长的楼适夷写了信。楼适夷答复汪明的信便也装进了我的档案里，估计是肃反时汪明交出来的。

二、隔离审查

我被隔离起来，关进一间斗室，从此和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这时，报刊和电台对胡风的愤怒声讨真是铺天盖地，全中国弥漫在呛人的阶级斗争的火药味里。我的神经处在极度紧张和焦虑中。我不能自由行动，吃饭由小李陪着，理发、洗澡都要经过领导批准，也要小李陪同。我去理发，小李就坐在理发店门口；我去洗澡，小李就站在澡堂门外，像我的影子一样紧贴着我。最使我胆战心惊的是连续的夜间审问。经常审问我的人有赵寻、蓝光、李之华、范景宇等人。范景宇负责记录，现在存放在我档案中那一页页写在小笔记本上字迹潦草的十次夜间谈话记录，就是他留下的笔迹。谈话一两次后，他们没有得到预期的回答，便在剧协机关召开群众斗争会。斗争会由秘书长李超主持，对我施加压力，晚上接着谈话，看我的立场态度是否有了转变。我仍然顽固，便再开群众斗争会，晚上再接着谈话。在连续紧张的斗争和审问中，我心力交瘁，疲惫不堪。

我的朋友们也都自身难保。现在我从档案中看到了当年田庄专案组抄送剧协五人小组的几份密件，才知道田庄被隔离审查后，在日以继夜的“连续作战”（实为“逼供信”战术）的折磨下经受着比我更大的痛苦。其他几个朋友的命运也大致差不多，但没有材料放进我的档案，只留下了几份他们所写的检举我的材料，作为我的罪证收藏着。但我后来知道，当中央美院忽然把蔡亮从教室里拉出去禁闭起来，责令他交代和胡风反革命的关系时，这个还只有二十岁的青年学生吓得浑身颤抖，大哭起来。陶冶这时正随郑振铎、周而复率领的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尼，还不知道国内已经刮起了政治运动大风暴，他高高兴兴回到北京，刚下飞机，便走来两个人把他带回文化部，命令他不准回家，立即交代胡风问题。他大吃一惊，吼了起来：“我不认识胡风，交代什么！”对方立刻脸色一变：“老实点！”同时亮出了公安部的搜查证，“立即交出杜高等人的密信！”他吓得再不敢做声了。等到带他去吃饭时，看见同时带来坐在一桌的竟是鼎鼎大名的聂绀弩和吕荧两位先生，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已陷进一个可怕的重大政治案件之中了。

对我的审查完全是按照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模式进行的：首先是把我和几个交往密切的朋友汪明、田庄、陶冶、蔡亮、罗坚等定为一个小集团，名称是“小家族”；接着确定这是一个政治性的小集团，是受路翎指挥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外围组织，因而要追查出这个小集团的政治纲领、政治野心和组织活动等等；然后进一步查证这个小集团的成员都是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像胡风集团的材料中揭露出的那些人一样，有中美合作所的特务（指诗人绿原）、有国民党军队的教官（指理论家阿垅）等等，所以我们这几个人中也必定要挖出国民党、三青团来，最理想的是挖出一个中统特务来，说明我们是一群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从而证明运动领导者的政治洞察力是何等敏锐。

胡风的私人信件通通成了反革命罪证，因而我和朋友们的所有信件也被勒令交出，以供专案组从中寻章摘句，巧妙地组成“小家族”集团的一套“家规”和“暗语”，作为反革命的罪证。

肃反运动的领导者和负责审问我的人，加上一个到外地进行调查的李悦之，他们大概就是我的专案组了。剧本创作室的另两位成员则是斗争我最猛烈的积极分子。这些人平日都是我尊敬的党员剧作家，现在一个个都变成我最惧怕的政治运动家了。

对我的审问和追查集中在三个方面：一、“小家族”成员的反动思想和路翎的关系；二、我在历史上与国民党的政治勾结；三、“小家族”的政治阴谋和组织活动以及腐朽的生活方式等。我就在这不停息的审问、斗争、交代、写材料的煎熬中苦挨着隔离审查的漫长日月。

这个小院子的正房住着剧作家贾克一家。贾克后来也担任过创作室副主任，但那年没有参与肃反运动，正在专心写一个叫做《女工》的剧本。他常常在院子里踱步，偶尔见到我，当然不理会。院子对面的一间小屋里住的是剧作家鲁煤刚从乡下来的妹妹，帮忙带他妻子刚刚产下的小女儿。鲁煤这时也被当做胡风分子在另一个地方隔离审查。我至今不明白，难道这个可怜的婴孩从一降临人间就知道她的父亲正遭受厄运？她整日不停地啼哭，而且哭声特别凄厉。我呆坐着，整夜整夜地伴着她的哭声，看着窗外天色渐渐发白……

我陷入绝望和极度惊恐中，不止一次地有过越墙逃跑和一死了之的念头。我每天不停地写交代材料，拼命回忆自己所经历过的每一件事和朋友们交往中的每一次谈话，总怕写得不够详尽，不够深刻，批判不够有力。我以为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交代清楚了，就会证明我们确实没有什么政治企图，不过是一群年轻人平日交往中的闲谈嬉闹。但是专案组每次来拿材料时，总是留下同样的一句话：“老实点儿，你还有重大问题没交代！”这句话确实令我恐惧万分，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几乎所有运动中的所有被审查者都会听到同样的训斥。

有一次，监督我的小李带我去洗澡。毕竟都是年轻人，走在大街上就聊起天来。小李一时忘记了自己的职责，无意中向我讲述了路翎被捕的情景：一辆黑色小轿车驶进小胡同，下来两个着便装的公安干部，让他把他们带进了我现在住的这间小屋。路翎看到逮捕证后，脸色一下变得苍白，把桌上的稿纸和笔匆忙塞到一个脸盆里，然后端起它，垂着头仓皇走出小院。

这天以后，我的心跳加快了。我时时刻刻在警惕有没有陌生的脚步走进小院，很害怕也会遭到与路翎同样的命运，不然为什么单单把我关进这间小屋来呢？我开始特别敏感地注意来拿材料的范景宇的眼神和表情，企图找到一点暗示。但是他的脸始终是木然的，而且他在小屋停留的时间特别短。

冬天到来的一天早晨，刮起了大风，我看见一个女人披着一件蓝色大衣，推着自行车走出小院。我像触电一样地吃了一惊，因为她披的正是我十分熟悉的路翎的那件大衣。路翎1953年和汪明、李维时一同到过朝鲜前线，凡到前线的每人都发了一件老羊皮大衣，回到北京后，黄绿色的军大衣不适宜穿了，我和汪明不知道把大衣丢到了哪里。而路翎是个非常节俭的人，他的夫人余明英把羊皮刷得雪白，把黄面子染成蓝色，穿上又暖和又好看，让我和汪明羡慕不已。这件大衣显然是路翎被捕时遗落在这里的。

我从幼年就崇拜共产党，把共产党人都看做我的亲人长辈，向往共产党将会创造出一个天堂般美好的新社会。但我一直生活在解放前的国统区，从来没有经历过革命队伍内部的政治斗争。我的表姐陈西和表姐夫潘开茨都是1938年到延安的老干部，我偶尔从他们那里听说过一点他们在1942年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中经受的磨难，但总把它当成历史故事。我绝不能料到在革命胜利后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国，政治运动竟会如此激烈。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不能不怀着深深的感激和敬佩之情提到当时创作室的另一位副主任田兵。在那样一个人人争相以无情的斗争来保护自己或求得信任的年代，田兵这位真正的老战士却表现出政治信仰的纯洁和人格的崇高。

我是在整整四十年之后才知道田兵为我而遭受打击的详情的。

田兵

我被隔离起来以后，田兵在一次剧协领导成员的会议上说，杜高是我党一位老同志的孩子，建国前才十几岁，从小就参加进步的演剧活动，怎么可能是特务呢？不要把他当做敌人，采取残酷斗争的手段。他的话还没说完，就遭到会议主持者的严厉驳斥，与会者也纷纷指责他思想右倾，和中央对抗，用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来模糊敌我界限，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丧失了革命立场等等。

几天以后，剧协召开党团员肃反动员大会，副秘书长孙福田作动员报告。报告结束时，他忽然对坐在长条会议桌另一头的田兵说：“你的历史也要审查，你的叛党问题还没有查清楚。”会场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到会的人都转过脸望着田兵。只见田兵再也忍不住愤怒，他一拍桌子站起来，冲着孙福田说：“你胡说八道，我没有一天离开过党的队伍！”

这是一个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场面。几十年后，当时在场的友人陈刚告诉我，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天的情景，平时温和厚道的田兵忽然像变了一个人，两眼圆瞪，面孔铁青，愤怒地吼叫着。

一个星期后，田兵被调离北京，到遥远的贵州担任文化局副局长。

1979年春，我平反改正，重回剧协工作，田兵来北京开会，我们见面了。田兵说了许多安慰我并鼓励我的话，我感觉很亲切，但有关自己的遭遇他却一字未提。他为我而受到打击，我竟一直不知道。又过了十多年，我到贵阳开会，又和他见了面。他刚从医院回家，显得衰老多了。他见到我很愉快，我们回忆起往事，谈起许多老朋友，但他仍然没有提及自己的遭遇。

1998年10月，我从《中国文化报》上读到女作家柯岩一篇很感人的散文《不能忘记》。在这篇充满激情的文章里，作者叙述了诗人田兵的坎坷经历和坚定的人生信念，披露了他在肃反运动中为了“保护一个青年作家”而遭受打击的经过。这使我对田兵高洁的品格更为敬佩。

田兵是1938年参加八路军山东纵队的老战士、老党员，参加过开辟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战斗。1942年在与日寇的拼杀中被俘，后与战友们一起组织暴动，夺枪越狱，受到军区司令部的通报表彰。1940年在鲁西区党委开展所谓“肃清托派”的政治斗争中，他被打成“托派”分子，险遭活埋，杨勇将军挺身相救才使他幸免于难。出生入死的战斗生涯不仅磨炼出田兵坚毅的个性、无私的品德，还使他成为一个为真理而歌的热情诗人。

我想，只有一位老战士，才敢于仗义执言，无所惧怕；只有一位蒙冤者，才深知政治运动的严酷；只有一位诗人，才能以宽厚仁爱的胸怀对一个青年的命运倾注真诚的同情。

2002年6月25日，我正躺在北京一家小医院的病床上，望着淅淅沥沥的雨飘洒在玻璃窗上，忽然电话铃响，我的朋友文学评论家刘锡诚告知我，田兵已于昨天在贵阳病逝，他正要发出唁电。我请他代我加写了这样一句：“田兵的逝世，是一个崇高的人走完了正直的一生，回归永恒。”

窗外的雨在飘落。很少下雨的北京，这一天雨却下个不停。

我在恐惧中熬过了1955年，肃反运动的高潮似乎过去了，公安部再没有来人，专案组的人也不大来找我了。我仍被隔离在49号小院里，等待审查结论。我不能让时光荒废，便加紧自学俄语，逐渐能够阅读俄文报刊。没有想到，这又在下一个政治运动中给我带来了新的灾难。

三、所谓“小家族”集团

翻看我的档案，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有关“小家族”集团的材料，它是全国肃反运动的审查重点。“小家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划进这个小集团的又是几个什么样的人？

专案组把汪明和我定为小集团的首要分子。

左起：罗坚、田庄、杜高、蔡亮、汪明 摄于1954年春

汪明是个孤儿，他的童年是在难童收容所度过的，后来进了四川戏剧专科学校，参加进步的演剧活动。解放前，他曾自告奋勇，泅水偷渡，把地下党的情报送给香港的党组织。后来他在香港《华商报》工作，写文章歌颂人民革命，同时也拍电影，著名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中就有他的镜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随香港进步文化人士到北京，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编剧。

汪明身材矮小，身体瘦弱，二十多岁便满脸皱纹。但他感情奔放，能写作，会演戏，还有着高亢嘹亮的男高音歌喉，具有艺术家的浪漫气质。

抗美援朝时期，汪明数次去朝鲜，1950年12月，曾和我一同奔赴朝鲜前线，我们是炮火中同生共死的亲密战友。

我至今还记得，我们第一次从集安边境渡江到朝鲜去是在一个黑夜。汪明望着冰雪封冻的鸭绿江，满怀激情地高唱：“再见吧妈妈，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再见吧亲爱的祖国，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这是当年我们喜爱的苏联《共青团员之歌》。他的歌声是那样强烈地感染着每一个背着背包从他身旁走上前线的战士们。

过江后，我们随一个后勤分部的民工队伍夜行军。按照命令，我们必须连夜渡过清川江，天亮前赶到一个叫龙登里的地方进入山洞。那年北朝鲜的气温是零下40度，我们在冰天雪地中艰难跋涉，赶到山脚下天色已经发白。突然，领队鸣枪示警，命令大家快步躲进山洞，因为敌机已经开始盘旋侦察。正在这时，体弱的汪明忽然仰面昏倒在雪地上。我连忙呼救，领队跑来命令我：“快跟上，先别管他！”我怎么能忍心丢下汪明呢？幸好警卫员石友闻声跑来，我们两人连拖带拽地把他拉进了山洞。山洞里铺了稻草，汪明躺在上面渐渐苏醒过来。

1951年初，我们合作写了五幕话剧《向三八线前进》，东北军区后政文工团在沈阳演出。年底，我们第二次到前线，同去的还有王少燕和肖崎，他们都是比我们年长的戏剧家，也是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报名参加志愿军的。

我们到达后勤一分部时，分部李政委很高兴地对我们说：“你们来得正好，明晚后勤部召开庆功大会，同志们很久没有看戏了，你们出个节目吧！”汪明便同我和肖崎商量，一天时间能突击排出个什么节目来呢？最后决定把我们三人都很熟悉的一个抗战时期的独幕话剧《三江好》（根据爱尔兰女作家格莱瑞夫人的原作《月亮上升的时候》改编）改成朝鲜战争中的故事，取名《汉江龙》。故事描写一位南朝鲜的游击队长汉江龙化装成江湖卖艺老人，在抓捕他的码头上和一个李承晚方面的警官周旋，终于感化了他，唤起了他的爱国心，与游击队胜利会师。我们当天就把剧本写出来，汪明扮演汉江龙，我扮演警官，分部两个同志扮演警察甲、乙，肖崎导演。晚上我们在山洞里对台词，第二天一早就到山上一棵松树下排练。为了不让一批接一批在头顶上盘旋的敌机发现我们，我们都把羊皮大衣翻过来穿，便和漫山遍野的积雪融为一体了。

下午我们提前吃了晚饭，背起道具、服装、油彩，出发到总部去。分部距离总部大约十里路，我们沿着山沟走了近一小时。后勤总部的山洞很大，地上铺了木板，搭起舞台，悬挂着耀眼的煤气灯，简直像是富丽堂皇的剧场。一千多名干部、战士挤坐在洞里看我们演出。这天晚上敌机骚扰得很厉害，不断传来洞外炸弹爆炸的响声，洞里的人们却安静极了。汪明和我情绪都很饱满，台词说得清晰流畅，汪明的表演尤其精彩，小曲儿也唱得委婉动听。我演到警官转变时，自己也激动得流泪。戏在昂扬的气氛中结束。当汉江龙跳到当做码头台阶的一个木箱上，扯下头上的伪装，露出游击队长的英俊面目时，台下上干观众沸腾了，情不自禁地热烈鼓掌，有的战士高呼：“打倒李承晚！打倒美帝国主义！”我从十二岁开始演话剧，还是第一次经历如此热烈的场面，第一次看到戏剧给予观众如此强烈的感染，我们兴奋极了。深夜，汪明带头唱着歌，踏着山沟里的深雪走回分部，好像是向头顶上正在狂轰滥炸的敌人宣告我们的凯旋似的。

第二天，李政委又来找我们，说：“你们昨晚的戏演得很好，政治处来电话，要你们今晚再去演一场，还有一些路远的单位也要来看。”我们就又去演了一场，观众比前晚更踊跃，有的干部战士走了一百多里路来看戏。观众感动了我们，我们的戏也感动了观众。后来，反右运动开始，报纸上已点名批判了我们，一天在北京街头，一个身着铁路制服的干部认出了我和汪明，竟还记得汪明扮演的汉江龙，他惊讶而惋惜地说：“你们怎么会犯这么大的错误啊！”

1952年夏，我和汪明一同回到北京。我记得，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汪明捧起一把泥土，情不自禁地高唱歌颂祖国的歌曲，不管周围有没有人注视着他，——听人说，他每次从朝鲜归来时都是这样，他就是这样一个深爱祖国的人。

1953年冬，他第三次入朝，这次是和路翎同行。1954年回国后他创作了话剧《第一次功勋），塑造了一个青年战士的形象。我认为，这是当年表现朝鲜战争的一部最富有生活气息并诗情洋溢的剧作。中国青年出版社很快出版了单行本，青年艺术剧院也决定排演，他又和剧组的演员们一同到朝鲜，深入部队体验生活。这是他第四次入朝。

1955年春天，《第一次功勋》的演出海报已经张贴在青艺剧场门口，我们都兴奋地等待首演式的到来。不料，胡风反革命事件突然爆发。由于和路翎的友谊，汪明被怀疑与胡风集团有关联，于是剧院宣布《第一次功勋》停止上演。一个年轻有为的作家的艺术生命，从此夭折。

田庄被定为“小家族”集团的第三号人物。

田庄是我童年在欧阳予倩先生主持的广西艺术馆演剧时的小伙伴，我俩在欧阳先生编导的《旧家》一剧中先后演过同一个角色。他的姑父瞿白音，是新中国剧社的领导人，著名导演和翻译家。田庄和我一样，幼年时代在桂林戏剧运动中受到进步文艺思潮的影响。1947年他在上海戏剧学校毕业后，便和几个进步同学勇敢地越过国民党封锁线，秘密地潜入解放区投奔革命。东北解放后他当了陈波儿同志的助理，参与筹建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制片厂“长影”的工作，随后又和一大批老解放区的电影工作者一同进驻北京，是新中国电影局的第一批干部。

田庄是有名的才子，有很高的文学天赋。他聪慧过人，勤于读书，又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不但能随口背诵古诗词，不少中外文学名著也能成段成段地背诵。田庄心地单纯，淡泊名利，看重友情。许多电影界的老艺术家如吴祖光、蔡楚生、章泯、王莹、关露等都是他的好朋友，都愿意和他讲知心话。1952年我和汪明回到北京后，田庄就成了我们交往密切的好朋友。田庄最难得的品德是对友人的热诚和无私，同辈之间常常存在的那种嫉妒心他一丝一毫也没有。他总是关心别人，赞扬别人，帮助别人。那时他在电影剧本创作所担任剧本审读工作，自己还正在写一部长篇英雄颂诗《杨根思》，但他常常丢下自己正在写的东西，热情地帮助许多还不知名的作者修改剧本。这种无私助人的品德，使他在电影界有很高的人望。可惜他的《杨根思》还没有完成，一顶反革命帽子就从天而降，落在这个革命青年的头上。

罗坚被定为“小家族”的重要分子。

罗坚是我们当中的“延安老干部”。他和杜鸣心、陶冶，都是在重庆育才学校长大的，是从小受到陶行知先生教育的孩子。1946年周恩来撤离重庆时把罗坚带到了延安。50年代，他的爸爸刘晓是我国驻苏联大使，所以吴祖光每见到他，总爱开玩笑地叫他“大使公子”。罗坚那时担任中央歌剧院乐队队长，俨然一个小小的领导干部，但他还是最爱找我们玩，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又回到了天真的大孩子模样。

杜鸣心那时在天津音乐学院任教。他小时候也是一个流浪儿，陶行知先生从难童中发现了他的音乐天赋，把他收进育才学校。后来这个流浪儿终于成为引人注目的少年钢琴家，十几岁就举行过演奏会。女高音歌唱家喻宜宣女士从美国回来，特邀这位少年为她伴奏。解放后喻女士任天津音乐学院院长，又请杜鸣心去教钢琴。1953年前后，他赴苏留学前在北京学习俄语，这时常和我们相聚。他常常沉醉在音乐里，就连走路都很有节奏。杜鸣心的成名作是到苏联后谱写的歌曲《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这是艾青的一首诗，是田庄精心为他挑选的。

陶冶是一个性格活泼开朗的人。抗战期间他的哥哥在四川做党的秘密工作，把他送到育才学校。他也是陶行知先生很喜爱的学生，在育才学戏剧表演。他口若悬河，语言风趣，任何场合都不沉默。到北京后，他先在青年艺术剧院工作，后来调到文化部做国际文化联络工作。

被划入“小家族”成员的还有蔡亮。蔡亮是我们当中年龄最小的小弟弟，他那时还是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的学生。我和蔡亮是1950年夏天在长辛店铁路工厂相遇的。那一年他才十八岁，和一群同学到工厂学习锻炼，我恰好在那个工厂体验生活。他是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先生把育才迁回上海后进育才学校的。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我从朝鲜回到北京，住在东单北极阁头条胡同，横隔一条大街便是帅府园中央美院。这时蔡亮常到我的宿舍来，在这里认识了其他几个朋友。蔡亮是徐悲鸿大师晚年最喜爱的学生，徐先生最后一幅未完成的巨幅油画《鲁迅与瞿秋白》，炭笔画稿便是由蔡亮把小稿放大到画布上的。

我爱我的这些朋友，他们也都爱我。我们年龄相近，人生经历相似，我们有着共同的信仰和理想，有着共同的爱好和情趣。那时我们都是单身青年，常常聚在一起到剧院看新排演的戏，看内部放映的电影，看画展，听音乐，到中山公园喝茶，到北海公园划船，在长安街的林阴道上漫步。我们激烈地争论，热情地梦想，诚挚地交谈。我们讨论读过的书，讲述自己构想的作品，袒露各自心中的爱情秘密。我们鄙视平庸，我们崇拜天才；我们厌恶虚伪，我们赞美纯真……

我们向往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之间的友谊，热烈赞美19世纪俄罗斯“强力集团”和“巡回画派”的那一群青年艺术家。他们的友爱，他们的集体奋斗精神和对民族思想觉醒的贡献，强烈地鼓舞着我们年轻的心。

我记不起“小家族”是怎么叫起来的。起初，好像是喜爱我们的一些年长朋友把我们叫做“小家族”，说我们像一个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我们也自认为是一个伟大母亲的一群孩子。

吴祖光和夫人新凤霞

那时，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和夫人新凤霞住在东单栖凤楼。那个院子里还住着音乐家盛家伦，美术家黄苗子、郁风夫妇，电影家戴浩、虞静子夫妇。那是一个文化气氛浓郁的小院子，吸引了许多文化人来做客，祖光夫妇热情地接待我们这些没有成家的朋友。我们喜欢听祖光谈戏剧，听凤霞唱戏，也喜欢在他们家吃饭。北京人艺的著名演员朱琳、刁光覃夫妇，身患残疾的电影家洪遒，都是我们童年在桂林演剧时结识的大哥大姐，我们常常成群结队地到他们家过春节、度中秋，他们还像当年一样把我们当成“小朋友”。我的表姐夫潘开茨在农业部当局长，是延安老干部，我们也常常到他家去玩，他很赏识这些年轻人的艺术才华。

当然，年轻人常有的那些缺点和弱点我们都有，幼稚、轻率、爱表现自己，有时也很狂妄。但没有想到，这些青年人成长时期司空见惯的问题，竟会使我们在新中国遭到灭顶之灾。

档案里，有一份我在1955年7月31日写的《杜高交代小家族的情况》的材料。那是在运动的高潮，尽管其中加了不少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文字，但仍可以看出我对所谓“小家族”情况的如实交代和我的真诚态度。档案中的另一份材料，是专案组在1955年9月9日写的上报材料《关于“家族”小集团的情况》，则按胡风集团模式把我们定性为一个反革命小集团了。

四、审讯：专案组的“谈话”

档案里有一沓从小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与杜高谈话”原始记录稿，文字既不连贯，错字也很多，但它真实地留下了当年政治运动的痕迹。它记录了1955年从7月16日到9月4日的十次谈话，谈话时间、参加者、记录者，主要谈什么问题，都清清楚楚。

所谓“谈话”，就是专案组对我的审讯。每一次谈话都使我的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对我的压力比开群众斗争会还要大。有的谈话从早上8点开始，有的从晚上8点一直谈到深夜。翻看这些纸片，又使我回想起那一次次不堪忍受的屈辱。

8月23日下午，刚在剧协机关开完群众斗争大会，范景宇亲自护送我回49号院。他大概怕我精神受的刺激太大出问题，在回来的路上还叫小李帮我买了两个热火烧。这一天下来我已精疲力竭，头脑昏沉，但还得接着写交代材料。晚上，范景宇和李悦之又走进小屋来和我谈话。先是问斗争会后思想有哪些转变，是否愿意争取光明前途，待我表明态度后，范景宇又一再交代政策，然后就要我交代和国民党的组织关系。我意识到这是个严重问题，非常害怕。前几天的一个晚上，范景宇曾专门把我带到崇文门外沙土山赵寻、蓝光夫妇的住所谈话。那晚谈话就是逼问我在解放前与中统有什么关系。我说没什么关系，他们很生气，骂我态度恶劣，对抗运动。我过去只听说过中统是特务，但实在搞不清中统是什么体系、什么性质，实在回答不了他们的提问。现在，范、李又趁着斗争会刚开完接着追问，逼我回答。

他们说，你既然在《湖南日报》工作，又进过《中国时报》，这些报纸都是有背景的，《湖南日报》是国民党省党部出钱办的，《中国时报》是国防部政工局办的，那你不是国民党特务是什么呢？我的确很慌张，反复向他们解释，当时在国统区许多报社里既有反动文人，也有进步的新闻工作者，甚至有地下党员，还有许多人只不过是混碗饭吃，没什么政治背景，那时进人也不用严格审查，只要有熟人介绍，有一定文化，收入也不高。专案组的人很气愤，责骂我年纪轻轻却是一个反共老手。所以，连着几次谈话都很僵。他们很恼怒，我则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几乎要倒下去了。范、李耐心地“引导”我交代：你进那些报社时难道就没有填过什么表格吗？我又解释：那时是没有什么干部登记表之类的东西要填写的，而且我在那些报社待的时间都很短。这时，已经夜深了，为了尽快结束这次谈话，我便说，仿佛记得在《中国时报》时填过两张表格。没想到，范景宇高兴地把这句话赶紧记了下来。这次谈话便结束了。

到了9月2日晚8时，专案组的李之华、赵寻等五人和我谈话。这次人来得最多，挤满了小屋，气氛显得特别紧张严肃，要我继续交代组织问题。我已感到自己再也没有力量抵御这种没完没了的逼问了，决心妥协。我垂下头来，无可奈何地说：“我坦白，我参加了国民党。”审讯者如获至宝，一个个露出了笑脸，要我交代参加国民党的经过。我就信口编了一个故事。于是，这一晚的谈话记录上便留下了这样的一段文字：

（夜十二点）有一次好像在湖南日报，有很多老记者都是国民党员，我印象当中记得，专管写聘书的一个女办事员，跟我讲过，加入国民党，填表没有，忘了。因为当时填的表很多，有没有国民党的表记不清。介绍人可能是社长（陈大仁）。可能是女办事员盖的章。

档案里有我9月4日写的一份揭发田庄的材料。附在这份材料后面有一页我的交代，字很小，有反复涂改的痕迹，原文如下：

我印象里好像刚进湖南日报的时候（1947年7月间）坐在经理部的一个负责人员登记发薪等事务的女职员和我讲过入国民党的话，我记不得是否填过一张表。也没有提什么介绍人之类，也没有发给我党证之类，也没有开过什么小组会，因为湖南日报是当时国民党省党部的报，大概把入国民党看做是一种很轻便的事（我不知道别的职员是不是也这样），我当时也没有很注意这事。以后也没有提起过了。离开的时候也没有转什么关系。（9月4日）

这份材料上那一个个歪扭变形的字和那些混乱的语句，让我重又看到了自己当时的无奈和痛苦。对于我所说的参加国民党的经过，现在的人们一眼就会看到编得太荒诞，没有一点可信的细节，何况我那时还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可我没想到，专案组的人们急于获得运动的战果，几天以后（9月9日）就急急忙忙把它作为“小家族”是一个反动组织的重要根据，写进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给中央的正式报告里。同样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严重”的历史问题，从此再也没有了下文。

还有一次难忘的谈话是9月1日上午，赵寻、蓝光夫妇和范景宇三人一道与我谈的。这次谈话的主题是要我坦白我在男女关系上的秘密，比如和哪些女孩有过接触，发展到什么程度，还有“小家族”别的人又和哪些女孩谈过恋爱。后来才知道，专案组早已设计好把“小家族”搞成一个不但政治上反动而且道德败坏的典型，把我们一个个塑造成作风腐败的资产阶级的“恶少”，这样就更能引起群众的义愤。

我诚实地回答审讯者的提问——和哪些女孩有过接触，和谁跳过一次舞，和谁吃过一次饭，谁对我表示过好感，甚至我在心里喜欢过谁，也都一五一十地向审讯者坦白交代了。范景宇便在一旁把一个个名字记下来。这还没有完，审讯者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要我交代具体细节，比如我和上面说的那些女孩发展到了何种亲密程度，拥抱接吻没有，发生性关系没有。老实说，我当时还是一个二十几岁的未婚青年，对男女关系还有一点神秘感，审讯者里又有一个女人，我还真有些腼腆和羞涩。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审问实在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亵渎和侮辱。想不到的是，几天后（9月9日）专案组在写给上级的报告中，竟把这天我提到的那些女孩通通作为我几年中“戏弄”的女性排列了一个名单。

我的朋友们也遭到了同样的审讯，他们实在交代不出什么来，只好挖空心思，把平时的一两句玩笑话也当做污言秽语交代出来。比如汪明、田庄曾在吴祖光家里看到过一本世界名画集，便说成看了“春宫图”；把当时大家传阅的《十日谈》和印度故事里表现男女情爱的一些语言也都当成我们的“痞话”，写进了“小家族”的材料。

另有一次难忘的谈话，也是在深夜。范景宇和李悦之来，要我承认“小家族”是胡风集团的一个外围组织，启发我交代“小家族”的政治纲领。我心惊肉跳，不停地辩白，遭到他俩的责骂：“你不要以为我们没有掌握你的材料，我们是留给你一个机会！你不要再负隅顽抗，你的那些朋友把问题都交代出来了！”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政治纲领，他们这才从文件袋里抽出一份检举材料，往桌上一拍：“你不是和‘小家族’的人们说十年后你们要坐到文代会的主席台上去吗？这难道不就是你们‘小家族’的政治野心和政治纲领吗？这难道不就是要推翻党的领导，由你们来取代吗？”他们走后，我瘫倒在椅子上，呆望着小窗外暗夜的天空，对面婴儿的哭声更使我焦躁起来，我努力回想着什么时候讲过这样一句话。

徐悲鸿先生

大概是在1953年10月第二次文代会期间，开幕式上我看见徐悲鸿先生坐在主席台上，两天后大会突然宣布徐先生出席波兰使馆招待会时突发脑溢血，抢救不及去世。那些日子蔡亮和他的同学们悲痛不已，我也感触到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便和朋友们说过这样互相勉励的话：“将来文代会的主席台上将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要有这个志向。”我不知道是哪位朋友写的检举材料，是怎么写的，怎么又变成十年后“小家族”要篡夺党的文艺领导权了呢？经过专案组的改造，这句话最后就变成了“小家族”的政治纲领和我一条最大的罪状。我再也无法辩白了。

五、斗争会

我记得在1955年隔离审查期间，先后对我开过两次群众斗争大会，一次是8月12日，一次是8月23日，都是在肃反运动进入火热阶段时召开的，都在剧协机关会议室里，目的是对我施加压力，促使我彻底坦白。所以斗争会开完的当晚，专案组人员总要到我的小屋来谈话，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开展“攻心战”——把你的心理防线攻破，你就只有缴械投降了。

第一次被群众斗争，的确给我精神上的冲击很大。斗争会的那种气氛，群众的愤怒、辱骂、威胁，一片呼喊声包围着你，令你不能不心惊胆战，汗流满面，不敢抬头。最使我痛苦的是那一张张本来很熟悉的面孔忽然都变了样，不知道是真恨你呢还是表演给人看。他们不但憎恶你，还对着你笑，似乎你越狼狈他们就越尝到了“与人斗”的快乐。这使我的自尊心受到了致命的伤害。

参加我的斗争会的有剧协全体工作人员，青年艺术剧院的代表，从东北军区后政文工团回来的一些人，中央美院蔡亮的一群同班同学，电影局田庄专案组的岳野、颜一烟，中央歌剧院罗坚专案组和文化部对外联络局陶冶专案组的代表等等。二三百人的斗争会紧张激烈，我被斗得晕头转向。从被范景宇带进会场后我就笔直地站在人们面前，汗流浃背，不停地回答那一个个永远也回答不清的问题：“胡风是怎样指使你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你是怎样投靠国民党的？你为什么要吹捧蒋介石？”“‘小家族’的政治计划你必须彻底坦白交代！”……我那文不对题的回答不断地被人们不满的喊声打断。我一边低头垂目，用手抹掉脸上的汗，一边继续结结巴巴地东拉西扯。

斗争会的主持者是当时剧协副秘书长李超。他的表情格外严肃，声色俱厉，但我总觉得他有点故作夸张，像在演戏，他是个演员。斗争会开始时，他指着我厉声吼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杜高站好了，老实回答大家的问题，现在开会！”我就只好笔直地站着，直到斗争结束，他粗声大嗓地命令：“将反革命嫌疑分子杜高带出会场！”

李超可以说是同我相识最早，也最了解我历史情况的老朋友。我们最初认识是在1944年桂林举办“西南剧展”期间，那时他二十多岁，我十四岁。他当时是演剧四队副队长，正在广西艺术馆剧场演出曹禺的《蜕变》。我那时也在艺术馆演戏。一天下午，四队加演田汉翻译的独幕剧《父归》招待戏剧界朋友，我们便于此时相识。不久，湘桂大撤退，我们都逃难到了贵阳，又相遇了。我常到四队的住处去，和四队的人有很亲密的友谊。抗战胜利后我回到长沙，四队也到长沙来演出，这时我和傅紫荻、汤炜还有四队的舒模（作曲家，抗战歌曲《军民进行曲》的作者）、宋扬（作曲家，《你这个坏东西》的作者）、张客（著名导演）等艺术家交往。我们为四队的演出写过不少宣传文字。1948年初我到了衡阳《力报》，四队的队长魏曼青到衡阳来联系演出，就住在我的小阁楼上。我和他一起找剧场，为演出做准备工作。1948年秋我到南京，路过汉口时又到了四队的驻地，这时四队的朋友悄悄告诉我：李超已去北平，转赴解放区。解放后我们又在剧协相遇。可以说，李超对我在解放前后的政治倾向是再清楚不过的了，而当时偏偏由他来主持我的斗争会。

二十多年后，我平反改正重回剧协，李超经过文革这时出任文化部教育司司长。有一次我们谈起往事，他诚恳地向我道歉，他说：“肃反时斗争你，我也是不得已。”我当然能够谅解他。他后来也遭了大难。1964年他组织了一次戏剧界的化装舞会，被人告发，毛泽东就此严厉指责文联和各协会已沦为“裴多菲俱乐部”，他成了这次严重事件的“罪魁祸首”。

附录：档案原件

在杜高斗争会上的一张便条

李超同志：

据田庄交代，吴祖光与黄苗子（郁风的丈夫）关系甚密切，黄苗子的问题在最近的对外贸易部五人小组对中央、毛主席的报告中提了出来。这一情况或者不宜于现在就在这会上谈，谨告知。

岳野 即

杜高问题材料

李超 8.12

上面这张小便条，也是我档案里的一份材料，是8月12日那次斗争会上，电影局的岳野递给主持会议的李超的。岳野大概知道黄苗子在外贸部作为肃反重点对象已被隔离审查的情况，并且也听到外贸部有一份重要报告已直接送到毛那里，便认为黄苗子的问题可能是又一大案，将涉及吴祖光等另一大批文化人。但当时还不知中央和毛的批示意见，所以他及时提醒李超在这个批斗会上暂不要提及黄苗子和吴祖光为好。李超接受了这个意见，凡是有人大喊要我交代和吴祖光、黄苗子等人的关系时，他都摆手制止，命令我集中交代和胡风、路翎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和国民党的勾结。

1998年，青年学者李辉在写了《楼适夷的信》一文之后，又发表了一篇短文，题为《小字条大历史》。因为他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书中发现了解释这张小字条的一个重要线索。

在1997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印行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第293页，刊载了毛转发外贸部肃反情况报告的批示，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并告军委各部门：对外贸易部的肃反经验很有用处，发给你们参考，并可转发各单位仿行。

批示的时间是8月11日，恰好是开我斗争会的前一天，可见岳野的消息是可靠的。可惜的是，外贸部的报告原件至今尚未发现。我猜测，极有可能肃反时就有人注意到“二流堂”的问题了，并准备从黄苗子突破。直到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时机成熟，才揪出“二流堂”、“小家族”右派集团，于是，吴祖光、黄苗子、丁聪等一大批人，连同我和田庄、汪明等所有的朋友，无一幸免，真正地被一网打尽了。

六、我的“历史罪证”

专案组的另一重大任务，是极力从我解放前的经历中挖掘出反革命的政治内容和线索来。在旧中国那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我虽然很早就参加了进步演剧活动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但我毕竟还是少年，才十几岁，搞清我的历史本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我自十岁在桂林参加党领导的儿童团体新安旅行团，便在国统区那样复杂的环境中，在战火纷飞的旧中国辗转流徙，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但与不少地下党员和著名革命文化人士都有直接联系。肃反时我提供了不少证明人，当时这些人都还活着，有的还担任要职，专案组不可能不向他们调查我的历史情况，而他们也一定会如实证明我从少年时代就追求进步。但万万没有想到，现存的这部档案里，居然没有一份他们写的材料。今天我才明白，为了把一个人整成反革命，一切与这个目的相悖的材料，竟都弃之不用。

我的父亲李仲融，是1925年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抗战爆发后，他是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的领导人之一，和田汉、翦伯赞、吕振羽、谭丕模、张曙等一起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输送进步青年去延安。1938年长沙大火后，他和吕振羽、曹伯韩、张天翼等革命文化人士创办了湖南塘田战时讲学院。这个学院后来被誉为“南方的抗大”，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干部。我在七八岁时就随父母生活在这个学院里，受到革命文化的熏陶。1939年塘田讲学院被国民党强迫解散，我们一家到了桂林。1941年皖南事变后，父亲奉调去苏北新四军工作，把我留交新安旅行团学习。新旅被迫解散后，大一点的孩子转赴苏北根据地，我随母亲留在桂林上学，同时参加“新中国剧社”、“国防剧艺社”、广西艺术馆等团体的演出活动。我曾在熊佛西导演的《北京人》里演小柱儿，在田汉编剧、瞿白音导演的《秋声赋》里演擦皮鞋的流浪儿，在欧阳予倩编导的《旧家》里演一个孩子。我喜爱戏剧。排戏的时候，我入迷地一边看熊佛西、欧阳予倩这些大戏剧家做示范动作，一边听他们深入浅出地讲解一些戏剧理论。这是我上的戏剧启蒙课。

我和哥哥都从小爱好写作，十岁那年我在福建的儿童刊物上发表了第一篇习作，后来又在邵荃麟主编的《新道理》等刊物上发表习作。我梦想着当作家。

黎澍

194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一位戴眼镜的叔叔来到我家。他是爸爸的朋友，妈妈亲切地叫他“黎和尚”。他和妈妈低声交谈了好一会儿。后来妈妈告诉我，为了减轻她的生活负担，这个“黎和尚”要把我带走，送到延安去。妈妈说我太小，不放心，没有答应。这位叔叔就是著名历史学家黎澍。

1944年冬湘桂大撤退，母亲带着我和哥哥，由桂林一步步走到贵阳。我亲历了中国人民逃亡的悲苦，目睹了人流三千里的惨状，这些都使我永生难忘……

我从十五六岁到十八九岁，凭着一个少年顽强的生存能力，在旧社会度过了艰苦而动荡的最后三四年。我曾几次计划投奔解放区，但都未能成功。1947年，父亲的朋友曹伯韩先生，曾介绍我到香港去找廖沫沙先生转赴解放区却因故未果；1948年，我又同李金声（解放后上海广播合唱团指挥）、陈奇（上海人艺著名演员，那时她已入党）等几个年轻朋友打算从上海转道苏北解放区，也因种种变故未能成行。当时淮海战役已经打响，我们便利用一个国民党青年军政工队的名义在常熟演出进步话剧《小人物狂想曲》。我还为当地爱好戏剧的青年导演了曹禺的《原野》。这些青年朋友把我安置在一家小报《新生报》里，和排字工人们一起住宿。这时我结识了从上海秘密来常熟做迎接解放工作的地下党员李牧子，通过他接上了和上海党组织的关系。

这段经历后来就成了专案组追查的重点。一个是青年军的政工队，一个是《新生报》，都是我无法交代清楚的，于是我成了“特嫌”。就连《新生报》上刊载的反共消息，也成了我的历史罪证。

使人不能不万分感慨的是，半个世纪之后，常熟地方的文史资料，记载了我在常熟那短短的日子里留下的痕迹，称赞我参与的演剧活动把进步的新文化带到了那个寂寞的小城市。我在《新生报》上发表的那些热情向往新中国的文字，也由当年的进步青年——如今已是老干部的朋友们——翻印出来，以纪念那难忘的岁月。

专案组追查我的另一罪证，是抓住我1946年写的一篇短文，说我吹捧蒋介石。

1946年夏秋间，老作家蒋牧良先生在长沙《中央日报》编副刊。我和两位爱好写作的青年友人傅紫荻（解放后任湖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汤炜（解放后为湖南文联专业作家）常去看望蒋先生。我们除了向他请教文艺问题外，也听他谈论时局。八年抗战刚刚结束，老百姓渴望和平，而国内形势日趋紧张，内战即将全面爆发，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十分关注时局的变化。那时国民党号召全国民众为蒋介石六十岁生日祝寿，而百姓反应冷淡。我们当做笑话谈论。蒋先生提议说，你们何不就这个题目写一篇短文呢？讽刺一下也好嘛！

两天以后我便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沉默的纪念》，意思是尽管报纸上对蒋介石歌功颂德，老百姓却沉默着。蒋牧良先生看了稿子后说：文字上要作些修改，不能太露骨，透出一点讽刺的意味大家就能懂得了。而稿子发表出来后才知道，蒋先生加上了许多称赞蒋介石的话，如“如椽大笔”之类（这一类词句我当时还不会用），但最后还是点出了“人民沉默着”。

蒋牧良

审查我的时候，蒋牧良先生还在世，正担任湖南省文联主席。我相信他会如实证明当时的情况，如果他否认这篇文章在发表前曾经过他修改处理，那么这样的材料不更可以证明我早就是一个反动分子了吗？但是很奇怪，档案里竟没有蒋先生写的任何一份材料。

蒋牧良先生是30年代左翼老作家，在湖南文学界享有很高声望，文革期间去世。1995年湖南出版社出版了《抗战初期长沙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实录》一书，我从这书里才知道，蒋先生早在1938年4月就在湖南文抗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我的父亲李仲融和文学史家谭丕模先生。

不知是专案组的人粗心大意呢还是有意为之，也不知哪位手笔，把文章题目《沉默的纪念》改成了《沉默的祈祷》，并且断章摘句地将这篇短文当做我的历史罪证编进了档案。

我想说，当时我只有十六岁。

七、徐光霄的批示和肃反结论

如果我的这部档案不能再现于世，我是决不会想到肃反专案组早在1956年3月就写了《杜高解放前后反革命罪行提要》这样一份材料报送到中央文化部的。而主管肃反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徐光霄，3月24日就在这份材料上写下了这样一个批示：

杜高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般分子和“小家族”反动集团的首要分子。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曾参加伪青年军政工队，历任伪《贵阳日报》校对、《湖南日报》驻香港特派记者、《衡阳日报》采访主任、长沙《新城日报》编辑、南京《中国时报》记者等职，并进行过反动宣传活动。

解放后，伪装进步，编造历史混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杜高思想反动，品质恶劣，积极组织小集团，宣传胡风反动文艺思想，散布流言蜚语，诬蔑党组织和党的负责同志，从思想上生活上腐蚀青年，乱搞不正当男女关系，在肃反运动中对以上问题虽然做了一些交代，但态度是不够老实的，拟予劳动教养。

徐光霄3.24/56

这个批示真是要置我于死地啊！——非常明确地把我打成反革命分子，还要送去劳动改造。幸亏后来不知被哪个上级否定了，才没有成为我的肃反结论。但这个批示表明，在当时的政治运动中，不需要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只要掌握了政治权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无辜者送进监狱。然而徐光霄不会料到，十年后，这种命运恰恰落到了他自己的头上，他被诬为反革命分子，关进了秦城监狱。

徐光霄40年代曾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过，他对当时国统区的情况不应当不了解。那时他用“戈矛”的笔名写过诗，还到过重庆育才学校，罗坚、陶冶当时都是十几岁的孩子，认识他。但不知为什么，他在肃反运动中对我和“小家族”表现了一种特殊的严厉。

后来在文革中，徐光霄作为“走资派”，首当其冲地遭受残酷迫害，那时我还在劳改农场劳教。粉碎“四人帮”后，他从监狱出来，不久我和罗坚也相继恢复工作回到北京。80年代初罗坚见到过他一次，他的表情有些尴尬，问到了我们的情况，还表示了歉意。经过监狱磨难，他的身体受到很大损伤，不久便病逝了。

1956年10月，也就是我被隔离反省一年零七个月的时候，“小家族”的问题才算有了一个说法：不过是几个思想落后的青年在一起吃吃喝喝，同胡风集团没有组织联系。然而这份肃反结论却没有收进我的档案。

我仍受到降两级的行政处分，罪名是受胡风文艺思想影响，搞小圈子活动，不过总算恢复了行动自由，结束了一年多的隔离禁闭。我最先见到的朋友是田庄和陈敏凡，他俩经过这场人生风暴的考验后已结为夫妻，建立了自己的小家。他们一一告诉了我其他朋友的遭遇：罗坚被批斗后，撤掉了乐队队长职务，下放到贵州花灯剧团；陶冶经过批斗，留团察看；杜鸣心提前从苏联调回，检查反省；汪明受到降级处分，其剧作取消演出。

最使我难过的是蔡亮的遭遇。他被开除团籍，取消留校任教资格，发配西安，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女友张自薿。自薿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很单纯的小姑娘，她是蔡亮的同班同学，比蔡亮小两岁。蔡亮带她到我的住处来过一两次，不断地在我面前赞美她，说她成绩好，念研究生时就担任了调干生班的助教，已经入党了。我猜到他们正在恋爱，但我绝想不到这场政治风暴竟也伤害到这个无辜的姑娘。

学院党委把她叫去，问她：“你是要党籍呢，还是要蔡亮？”可怜的姑娘哭泣着表白，她热爱党，但她不愿离开蔡亮，蔡亮是好人。于是她被取消党籍，同蔡亮一起送往西安。

这对苦难情侣提着一个小网兜，每人背着一个大画夹，凄然告别母校，登上开往西安的火车。有两个同情他们的党员调干生悄悄到车站来给他们送行。张自薿握着这两位年长同学的手，说：“这就算是我和蔡亮的婚礼，谢谢你们来祝贺我们……”

听到这里，我落泪了。一个柔弱的女孩竟敢以这种近乎反叛的举动来维护坚贞不渝的爱情，不屈于政治强力的压迫，不能不令人钦佩，而这一切竟发生在我们生活的现代，又怎能不使我感到深深的悲哀？

肃反结束，中国社会似乎平和了一些，人们喘了一口气。

紧接着，1957年来了。谁会想到，一场更大的风暴又将席卷中国大地呢？

本文选自《又见昨天》，杜高／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